引言
这本书原是钱穆写的一本教材，后来纠正后排成了一本书。抽空读完了这本书，对历史的细节有了一些认识。有些观点让人眼前一亮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历史教育课本了。
因为没有时间来整理这本书的具体内容，看到整理的比较好的文章，这里就直接用了，权且用来作为笔记，日后可直接简读。里面有些观点整理的不一定符合原文，读书么理解总有不一样的地方，在笔记后面会指出来记录下。
笔记一
原文 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659301255
一、知识脉络
钱老从汉、唐、宋、明、清五个朝代，分别讲述政府组织、考试和选举、赋税制度、国防和兵役制度这四大最重要的政治类别，从而指陈历代政治制度的沿革。
1、汉代
（1）政府组织
秦以前的中国，是“封建的统一”，即国中有国，但形式上以周王室为尊。秦始皇推翻封建制度，削夺所有“贵族”的世袭特权和政府官位的世袭特权，只有皇室一家可以世袭，从此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。但是，中国国土面积那么大（与现在的国土边界大致类似），人口那么多（户口已有几千万），远大于当时的希腊与罗马，且希腊和罗马是国中有国的封建制度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中央政府，如何管理中国这么一个超级大国？从历史大趋势来看，中国人选择把皇室和政府分开，皇帝是国家的元首，象征此国家之统一；丞相是政府的领袖，担负国家治理的责任。后世普遍认为中国实行的是皇帝封建专制，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。
皇权和相权的划分如下：
皇帝下属的秘书处分“六尚”（尚即掌管之意）：尚衣、尚食、尚冠、尚席、尚浴和尚书。前五尚掌管皇帝的衣食起居，只有尚书是掌管文书，此时的职权地位并不高，后来才愈弄愈大。
丞相下属的秘书处分“十三曹”：西曹、东曹、户曹、奏曹、词曹、法曹、尉曹、贼曹、决曹、并曹、金曹、仓曹、黄阁。分管人事、祭祀、奏章、诉讼、交通、漕运、治安、司法、兵役、货币、仓库等各类事务，相当于如今的国务院办公厅。
汉代的中央政府分成三公、九卿。三公及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。丞相是文官首长，太尉是武官首长，御使大夫是副丞相，辅助丞相来监察官员。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中丞，常驻皇宫负责宫中事务。御史中丞隶属于御史大夫，御史大夫隶属于丞相，于是皇室事务仍由丞相管。也就是说，丞相既负责国家治理，也管皇宫事务。
九卿是指太常、光禄勋、卫尉、太仆、廷尉、大鸿胪、宗正、大司农、少府，官位都是二千石。前面七个卿管的是皇家私事，还留有封建制度“家天下”的痕迹，后面两个卿分别管政府财政和皇室财政。其中，全国田赋收入是大宗，归大司农管；工商业税收当时很少，归少府管。而以上九卿，全部隶属于丞相，丞相也就是皇帝的大管家。
地方政府则只分两级：郡和县，行政层级比现在少了一层“省”。汉代有一百多个郡，一个郡管十几个县，郡太守与九卿地位平等。那时候的地方长官地位较高，而且数量很多，也不太感觉中央政府高高在上。郡守每年要向中央上报政绩，中央派刺史来地方调查，专门考察政府规定的六条。刺史隶属于御史大夫，地位远低于郡守，到东汉末年却膨胀成地方军阀，说明监察官的成长空间很大。
（2）选举制度
西汉初年，二千石官的子侄后辈都送到皇宫当侍卫（即郎官），待政府要用人，便从这里挑选，此制度让仕途被官僚集团垄断。汉武帝设立太学
（即国立大学），学生主要来自太常挑选和地方举荐，毕业后进行考试，甲科出身的为郎，乙科出身的为吏，回到本地担任地方长官的掾属。汉代的地方长官（太守、县令）由中央选派，但掾属必须由本地人担任，由地方长官任命。
汉代向来有诏令要地方举荐“孝廉”，但起初地方并不积极，汉武帝曾下诏书批判，并令朝廷公议如何处罚举荐不力的地方长官。于是，每个郡每年都举荐一两个孝廉来中央，在太学就读。二三十年后，太学里的学生多达数千人，而太学生又纷纷外出做官，于是汉代官僚渐渐从原来的贵族政府变成“读书人”的政府，即“士人政府”。以后无论各朝各代如何更替，士人阶层在政治舞台都会占据重要地位，因为读书人治国才是合理的治国方式。
汉代有“家世二千石”之说。因家里有人做到“二千石”的官，便有察举权，于是遍地都是门生故吏。他们会报答私恩，“二千石”的子孙便容易被举荐到朝中做官。汉代举荐官员是分郡限额的，每个郡只有几个名额，于是便永远流入几个大家族中，形成“士族门第
”，这也是魏晋以下门第社会的起因。曹操年轻时被举为孝廉，直接进入官场并在皇帝前当差，估计也是吃了大门阀的红利。
（3）赋税制度
西汉吸取暴秦的教训，采取轻徭薄赋的赋税制度。孟子讲“什一而税”已是王者之政，西汉只有十五税一，实际只有三十税一，荀悦在《前汉纪》甚至写“百一之税”，汉文帝甚至在全国免收田租达十一年之久，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。
汉武帝雄才大略，征匈奴、通西域，需要耗费大量的钱，大司农的钱（即国家财政收入）用完了，把父亲、祖父两辈子积累下来的财富也花光了，便把少府的钱拿出来用，这相当于把皇室私房钱捐给政府。所以，汉武帝号召富人捐赠，尤其是盐铁商人，但效果不理想。于是，汉武帝把除耕地外的山海池泽收归国有，不让商人擅自经营，改派政府官吏去煮盐冶铁，其收入全部归于政府，这便是全世界最早的国有企业，与近代德国人创立的“国家社会主义”政策高度相似，但中国显然早了两千多年。不仅盐铁专卖，酿酒也归于官办，不许民间自由酿酒。
（4）兵役制度
汉代兵制是全民皆兵，而西方直到19世纪末期才由俾斯麦发明此制度，中国又领先了两千多年。兵役分三种：中央卫兵、边郡戍卒、原地服役，只有原地服役从20岁开始，其他兵役从23岁开始服役，因其20岁受田开始独立耕种，给其三年时间照顾家庭。
中央军队分南军、北军，南军是皇宫卫队，北军是首都的卫戍部队，合起来不到七万。各地壮丁轮流到中央当卫兵的期限为一年，吃穿用度和来回旅费都是政府供给，初到和期满还有皇帝备酒席款宴，其待遇非常优越。
戍边的一切费用都得自己负担，但期限只有三天，这是封建时期留下的旧习惯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并未改变。封建时期的国家比较小，方圆百里便是大国，到边疆戍守只需半天路程，而现在的国家扩大了上百倍，到边疆要耗费半年以上，来回就要耗费一年以上，去了之后却只需服3天兵役，效率极低。同时，衣服钱粮都要自己带，对服兵役的人是个不小的麻烦。西汉对该制度进行改良，戍边期限还是三天，但你可以不去，只要交三百钱给政府便可免役。如有100个人不去，便是30000钱的免役费，交给1个人服100天边役，不仅够自己用度，还能留点补贴家用。
原地服役的叫国民兵，由地方都尉统领，所有壮丁要在每年秋天集中操练一次，为期一月，期满回乡。如国家有事，再临时召集。此外，国民兵还要服劳役，每个壮丁每年一个月，替国家免费做工。
国家一旦有事，中央卫队、戍边部队、国民军这三种军队都能调用。但是，一则军队数量太多，二则训练太简略，三则中国面积太大，全民皆兵有名无实，真正碰到事时并不能解决问题。所以，兵在精而不在多。
2、唐代
（1）政府组织
唐朝把汉代宰相的职权分成三个衙门：中书省、门下省、尚书省，首长分别为中书令、侍中、尚书令，在汉代都是皇帝的内廷官，到唐代则演变成外朝的执政长官。唐代官阶分成九品，一、二品是虚职，三品以下才是实职，三省首长都是三品。其中，中书省负责拟定圣旨，经皇帝画“敕”字后下达门下省，门下省进行复核后，送达尚书省执行。门下省如反对诏书，可重返中书省重新拟定旨意，相当于皇帝的命令也无效。为防止此类事情发生，唐朝设立“政事堂”，由中书省、门下省的长官和侍郎参与，讨论命令的发布。皇帝的命令如果没有经过中书省、门下省加盖印章，在程序上是违法的。尚书省下设吏部、户部、礼部、兵部、刑部、工部，负责执行皇帝命令，此六部制度从此固定下来，一直流行到清代末期。唐代另设御史台，负责监察百官，与汉代不同的时，御史台的监察权独立于相权，是政治制度的进步。
唐代地方政府与汉代类似，分州、县两级，但分得更细，因此州、县比汉代的郡、县多了不少。但唐代的州、县长官不能如汉代自行辟署任用，没有任命部属的权力，全部由中央吏部分发。御史台除了在中央监察六部外，还把全国分成十道，派御史监察地方行政。他们名义是代表中央到各地区巡视，实际上常停驻地方，这些御史便成为高于地方首长的长官。当他们巡视边疆，便需要便宜处置之权，即“节度使”。由于唐朝疏于管制，他们渐渐在巡视区域可以指挥军队，管理财政，甚至还能掌握用人大权，形成尾大不掉的“藩镇”，直到“安史之乱”爆发。东汉末期的州牧即已如此，唐朝又重蹈覆辙。安史之乱后，藩镇割据的局面更加牢固，中央便派大官到外地去剥夺地方官职权，结果他们剥夺地方官职权后又反过头来反对中央，直到唐朝灭亡。
（2）考试制度
三国时期，曹操以陈群为尚书，陈群创设“九品中正制
”，由各州郡分别公推大中正一人，下发人才调查表，把流亡各地的人才按照考核标准分成九品，吏部便根据此表对官吏进行任命与升降，由此便形成客观标准，比之前漫无标准援用私人先进很多。两晋南北朝延用九品中正制，但不加以改进，大中正变成为争相讨好的对象，考核标准便不再客观公正，无形中又形成门第政治。
唐朝改成“怀牒自列”，既不需要地方长官察举，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，把进仕之门打开，大家可以自由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考试，每年举行一次，此即后世延用近一千五百多年的“科举”制。与之前的考试制度相比，科举制
明显要先进很多，也让很多有文化的草根进入唐朝做官。
但是，工人和商人不得报名，给商人出身的李白留下一世遗憾。求官的读书人也越来越多，录取名额也不能不逐步放开，出现很多无用的冗官，扰民的官吏。此乃中国两千多年重官抑商的流弊，如果奖励工商业，让聪明才智之士转趋此道，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会得到真正的激发。
（3）经济制度
唐代的田赋制度为“租庸调”。“租”是配给人民以耕种的田地，年老后还给政府，期间要承担较低的租额。租额仅为四十税一，比汉代的三十税一还要低。“庸”是劳役，每年服役二十天，比汉代每年服役三十天又减轻了。“调”是贡献土特产，主要是丝织品和麻织品。另外，唐朝没有人头税，比汉代又进步很多。
租庸调制 的实施全靠账籍制度，记载了人从出生、成丁到老死。唐制每年一造账，三年一造籍，壮丁册子一年重造一次，户籍册子三年重造一次。这一工作相当麻烦，类似于现在的“计划经济”，尤其是当时交通不便，没有印刷和通讯，容易造成错乱。安史之乱后，唐德宗用宰相杨炎创立“两税制
”，延用至今。
因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，故称“两税制”。此制与租庸调制主要有以下区别：其一，以常居地来入户口册，而非原居地，让人口流动比较自由；其二，根据田地多少来收租，解放义务劳役负担。然而，政府不再授田，民间田地自由兼并，直到新中国成立。
（4）兵役制度
汉朝是“寓兵于农”，平时是农民，打仗是可以全民征兵，即“全农皆并”。唐朝则是“寓农于兵”，士兵也要搞农业生产，即“全兵皆农”。此制创于北周苏绰，唐代继承下来。不过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中原时，“亮每患粮不继，使己志不申，是以分兵屯田，为久驻之基。”诸葛亮让士兵耕田以补粮草，此法早苏绰三百年。然而诸葛亮此法仅“相持百馀日”，便“卒于军”，估计没有流传后世，也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制度。
中国地大人多，不需要全农皆兵，从历史上讲，唐代兵制好于汉代，即著名的府兵制
。“州”“县”是行政区域，而“府”是军事区域，号“折冲府”。折冲府分三等，上府1200人，中府1000人，下府分800人，设一名折冲都尉负责平时训练。全国户口根据各家财富情况分成九等，下三等民户没有当兵的资格，当兵人家的租庸调都豁免，这是国家的优待，但需自己置办随身武装。所以在当时，当兵是一种特殊权力，并没有唐朝诗人说的那么苦。
唐代用600~800个府，大概有40~80万的军队，约三分之一分布在长安四周的关内。士兵有田有地，一面保卫国家，一面自力生产，并不需要国家任何财政供养。中央直辖16个卫，每卫都设大将军，有仗事便由大将军统领出征。待战争结束，兵归于府，将归于卫。武官立功，以勋名奖励，有爵号而无实职，并不能干预国家政治。府兵制让唐朝建立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，同时让唐朝版图向外拓展，成为全世界最强的国家。
后来，府兵制也失败了，但不是制度的失败，而是人事。其一，各地府兵到中央轮值宿卫，唐太宗之时会亲自参与宫廷习射，后期却沦为完工大臣的苦工，造成很多府兵逃亡规避。其二，起初府兵外出打仗阵亡的会得到国家充足的抚慰和赏恤，后来唐代官员懈怠，渐渐失去人心。其三，有相当勋爵的军人没有担任实职，本质上还是兵，有时候还被派去做苦力，让勋爵成为一种讥讽，军人的地位也就堕落。其四，当兵的家境比较殷实，自办装备都很精良，随身还会带零用钱，到了边疆被营官收缴存放，腐败的营官为了获得财富便故意折磨士兵致死，让士兵没有复员、没有休息。于是，府兵制度的垮台。
后方兵源枯竭，政府有钱有势，便买外国人当兵，安禄山、史思明、李光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唐代无功太强大，四围都是中国的附属，便忽略了民族边界，不懂得害怕外国人、提防外国人，大量使用外国人当兵做将，最后弄得一发不可收拾。于是，府兵成为“藩镇”，军阀割据，胡族临制，最终酿成安史之乱，无比强盛的唐朝走向没落。
3、宋代
（1）政府组织
论中国政府制度，秦汉是一重大变动，唐代也是一重大变动，但宋之于唐却无大变动。
唐代三省到宋代，只有中书省在皇宫内，地位独重，门下、尚书两省不再预闻政府最高命令。宋代延用五代时期设立的枢密院
，负责军事，与中书省形成军政分立局面。宋代的财政掌握在户部司、盐铁司、度支司三个司，丞相也无法掌控财政大权。宋代又另设“考课院”，后又别置“三班院”，负责政府人事大权，用人大权也不在丞相。因此，失去军事、财政、人事大权的宋代丞相，其相权远低于汉唐两代。在朝仪上，以前“三公坐而论道”，宰相有坐有茶的待遇也被赵匡胤取消，和群臣一样站着。宋代相权虽低落，但并不能说皇帝专制与独裁。宋王室家训相传，要尽量优待士人，不许开诛戮朝官之戒。而北宋诸皇帝也并非暴虐、无专权，宋代制度之缺，在散、在弱，而非在专与暴。
宋匡胤杯酒释兵权后，把地方将官的兵权削夺，武臣不再带兵，更不准管地方民政，中央替他们在首都把他们好生养起来，然后派文官去管地方事。另外，在每一“路”上设四个监司官，分别为帅、漕、宪、仓，以至于地方官要侍奉四个中央派来的上司，可见地方官之难做。其中，漕使最重要，须把地方全部财富转运到中央，以至于地方无财富积累。宋代金人入侵的兵力并不比唐代安史之乱强，唐代两京失守后，州郡财力雄厚，可以各自为战。宋代，军权集中于中央、财政集中于中央、用人集中于中央，致使地方日趋贫困，一旦首都失守，地方无法抵抗，然后全国土崩瓦解。
（2）考试制度
宋代大门第逐渐堕落，应考的多数是寒门子弟。宋代在考试制度上远比唐代严格，，实行糊名之制，凭考试成绩定人才，只要考试及第即可获得美仕，但少了唐代进行切实历练的过渡期。
（3）赋税制度
宋代赋税制度大体延用唐代两税制。两税制把一切赋税项目合并，但晚唐时期战乱时起，军队到一处又要民众服劳役，征收特产。而这些在两税制中早已征收，属于重复收税，自然征收不利，于是找地方兴旺家族给他们征收。这些家族往往搞个三五年，就把家私拖垮，然后再立一个。宋代结束战乱，地方长官也延用旧习，哪家兴旺就给哪家派活当差，搞得地方上没有兴旺的家族，这就是宋代的“差役法
”。在中国20世纪初期的军阀年代，类似情况也经常上演。
王安石变法实行“免役钱”法，由政府规定，叫地方出钱，每家摊派，解决地方私家为政府办公差破产之苦。司马光当宰相后反对王安石的所有新法，包括免役钱法，招到以苏轼为代表的士人阶层反对。蔡京此时跳出来，用三个月把差役法办成，连司马光也认为蔡京是个好人。如今我们都知道蔡京是奸臣，害司马光尚浅，害王安石大法则深。
王安石的免役法让中国从此不再有力役。然而正因为没有役，人口就不用详密计算，民众只要没有田，不参加科举，不触犯法令，就可以终身不与国家发生直接关系。主张轻徭薄赋的理想主义者是否预见到这个结果？
（4）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
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兵制。宋代军队分禁军和厢军，禁军从军队中挑出精壮者另行编队，厢军驻扎在地方城厢，并不用上阵打仗，只在地方当杂差。
五代乱世，石敬瑭把“燕云十六州”割赠辽人，北方藩篱尽撤，而宋代又建都开封，开封又是一片平地，导致宋代立国没有国防。宋太祖这么做也有苦衷，因为当时国防线早已残破，燕云失地未收复，他不得不养兵。养兵就需要粮食，而当时的中原早在五代期间残破不堪，军粮全靠长江流域给养，只有开封才是水路运粮的大都市。宋太祖开国后统一了南方，却把黄河北岸的艰难事业留给他的弟弟宋太宗。太宗即位后两次对辽亲征，但都打了败仗，直到战场中箭回来因伤而死。从此，宋国再也不敢对辽开战。
宋代为了防御北方劲敌而不得不养兵，养兵又不能打仗，宋军又没有退役，导致中央禁军越养越多，从宋太祖开国时的二十万猛增到宋仁宗时的一百二十五万。宋人忌惮唐末五代的骄兵悍卒，不得不给他们优待，从而形成庞大的财政负担，让政府财政越来越穷。
宋太祖为防止兵卒骄惰，规定禁军分番戍守，又不让其长久戍守一处，隔年又调往其他地方，导致军队老在路上跑。为防止宋太祖第二黄袍加身，宋代对立了大功的武将也不重用，导致宋代难出名将。
再说国防资源，极度缺乏良马。中国只有东北和西北能养良马，但一个被辽国拿去，一个被西夏占领。王安石变法让民间到政府领马养，但马在温湿地带容易生病死亡，于是养马成了民间的苦差事。
如此种种，让宋代只能以防御来保国。当然，如果宋代能出一个如汉武帝那样的大有为之主，该防御政策变成主动的以攻为守，也许能开创一番新景象。
4、明代
（一）政府组织
因宰相胡维庸造反，明太祖废宰相，从此中国结束皇权、相权分立，成为真正的君主专制。六部加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院，并称“九卿”，九卿各不相属，上面更无首长，一切大权都集中到皇帝。当然也并非完全由皇帝独裁，遇到大事由九卿和外面的总督、巡抚进行廷议。
皇帝精力有限，于是设秘书处，号内阁，秘书便是内阁学士，官阶只有五品。朱元璋、朱棣两大创业皇帝精力充沛，内阁学士只需照皇帝旨意写下来。后面的皇帝生长在深宫中，精力逐代萎缩，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内阁，阁权慢慢重起来。阁权虽重，但官阶很低，因此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兼任。
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，于是给了太监弄权的机会，太监领袖称“司礼监”，帮皇帝批公事。朱元璋废宰相后在宫中铸了一块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”的铁牌，目的就是防止太监弄权。但他的后代遵守废宰相的规定，却没有遵守不让太监干政的规矩。“批红”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，明代昏庸皇帝多，太监便成了真宰相，乃至真皇帝，掌握政府最高的决定权。明代最有名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，依靠跟司礼监冯保的联合，在皇帝没有长大时才能揽获最高实权。但朝臣都反对张居正弄权专政，他们只须听命于皇帝，而不须听命于内阁，依明代制度而言确实如此。以至于张居正一死，他家就被抄，虽然他对明朝做出巨大建树。
（二）考试制度
相对于唐宋，明代的考试制度变动很大，而且一直延用至清代。明代把科举分成三层，先是县考，通过者称秀才；然后是省考，通过者称举人；最后是到首都集中考试，通过者称进士。进士先在中央政府读书三年，并派一名大官当导师，得以预闻政事。之后再加一次考试，成绩好的就进翰林院当翰林，成为朝廷高官的预备队。明代科举既选拔人才，还培育人才，是很好的制度，明、清时代很多大官好官、文化名人都出自翰林院，曾国藩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明朝晚期推行八股文
，目的是给人才录取框定文章选拔的客观标准。延用三四百年后，八股文却成为扼杀人才的枷锁，为当初创立此制度者始料不及。
（三）赋税制度
明代赋税制度没有什么创新，但对赋役建立很重要的册籍，黄册用于登记户口，鱼鳞册用于登记田亩。黄册每十年更新一次，造册很繁琐，但积久生弊，容易产生变乱。鱼鳞册在宋代已有，但到明代才为政府普遍使用。政府造册繁琐，民间又舞弊巧取层出不穷，在明嘉靖以前便废弃。
（四）兵役制度
明代兵制号“卫所制度
”，设在一个府里的称“所”，连着两个府的称“卫”，卫所军给田自养，国家不要他交税，与唐代的府兵制差不多。朱元璋曾说：“吾养兵百万，要不费百姓一粒米”。明代承平两百余年，军队战斗士气萎缩，军用装备也年久腐烂，加之全国各地几十万兵调到北方被冷风一吹，精神涣散，碰到战力正旺的新兴草原民族满清，自然溃不成军。另外，明代布衣都可直接向皇帝言事，又养了批官职虽小、但能公开反对皇帝公事的给事中。在明代快亡国之际，皇帝钦定的“先安内、后攘外”政策也被给事中们硬生生推翻，连兵部尚书也被撤了。政策难以贯彻，危难时刻如何渡过危险？
5、清代
（一）中央政治
清代和元代一样，是部族专制，而非皇帝专制，皇帝受到部族的制衡。皇帝由部族推选出来，而非之前朝代完全由皇帝钦定，这种决策相对而言更科学，让清代十二帝没有出过一个昏庸皇帝。
清代完整继承了明代的政治体制，也废掉宰相以让皇帝专权，同样也吸取明代太监专权招致的亡国之祸，清代皇帝内阁中没有太监。雍正皇帝在内阁外设立军机处，军机大臣皆由内阁大臣兼任，本来用于密谋军事大事，但后来监管内政，成为实实在在的内阁。
清代六部沿袭明代，但尚书权力远低于明代。每部设两个尚书，四个侍郎，满汉平均分配，且尚书、侍郎都可以向皇帝单独上奏，这样一来，尚书就很难管得着侍郎。每个部就有6个长官，相互之间分散独立，容易相互扯后腿。
清代对言论的控制很严，文字狱历经清代开朝四代盛世140多年，大案200多起，大多是捕风捉影。清代还在每个府学、县学的明伦堂设立“卧碑”，上面镌刻：生员不得言事、不得立盟结社、不得刊刻文字。这就是与近代社会严重背离的言论自由、结社自由、出版自由，是赤裸裸的全国性愚民政策。一代文豪金圣叹就是犯了卧碑禁令而被砍头。
（二）地方政府
在明代，布政使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，总督、巡抚为非常设官员。清代则把总督、巡抚定为常设官员，且是布政使的上司，基本上只用满族官员。太平天国之前，清代两百多年只有一个汉族人岳锺麒当上大将军，之后满洲人实在没办法，曾、左、胡、李等汉人大员才走向政治舞台中央。
从政府体制、愚民政策、官员分配等方面，可以看出清代外族政府的私心很重，最坏的还是他们心虚，划出四大禁区。其一是关东三省，不许中国人出关，方便他们随时逃回老家。其二是台湾，防止内地人参与台湾的造反行动。其三是塞北的内蒙古自治区，防止中国人与蒙古人接触。其四是新疆，因此地土壤肥沃，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。因满清的私心，让当时的中国人以为国土疆域只是“本部十八省”。
（三）考试制度
清代的考试制度是典型的愚民政策，邹容在《革命书》中有详细描述。其一，满人虽然很少，但在政府中当官的人远多于汉人，尤其体现在各部堂主事、各地大员。其二，汉人当官必须翰林出身，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，均能为列将相。
（四）统治政策
满清一方面怀柔藩属，压迫中国；一方面羁縻中国智识分子，减轻抵抗；又一面压迫知识分子，而讨好下层民众。满清在进攻中国前先打下蒙古，对蒙古和西藏特别亲善，视如兄弟，同时又禁止蒙古和中国人通商。满清特设理藩院，如现在的外交部，却不让中国人预闻，好似西方的帝国主义。但是，蒙古人和西藏人的地位高于中国人，却与西方的帝国主义相反。
到乾隆中后期，满族官僚日益放肆，政治加速腐败。虽然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已经消沉，但下层民众所受的痛苦便渐渐积压不住。于是，川楚教匪（即白莲教）兴起，政府费了很大力气才压制。到嘉庆年间，一次次变乱不停，后来又激出太平天国运动，与清廷对峙十几年。
太平天国失败后，满清政权也逐渐转移到汉人手里，军队主力也从八旗、绿营变成湘军和淮军，并开启一轮轮的变法和革命。康有为主张变法，让满人当皇帝，但他不知皇帝后面是一个部族在支撑。孙中山主张革命，一定要推翻满清王朝。现在，我们都知道孙中山成了葬送满清王朝的革命先驱。
满清王朝是推翻了，但我们误以为满清的政治体制与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一直，便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，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误解。
二、重要观点
1、辛亥前后，由于革命宣传，把秦以后政治传统，用“专制黑暗”一笔抹杀，此乃对传统文化之误解。对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政治体系的认知，岂止钱老成书的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即便七十年后的今天，大众的认知依然是“专制黑暗”，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的误解依然很深，这是一种普遍的认知误区，需要予以修正。整个西方政治经验还比较短浅，能讲这句话的只有中国人。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，这是历史事实，不是民族夸大。这是孙中山先生的观点。
2、评价历史得失，要重点参考历史意见，而非时代意见。历史意见为历史发生时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，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；时代意见是后代人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评价历史，不能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过往的历史意见。这是钱老研究历史的基本观点，贯穿于本书及钱老的其他著作中，这也是钱老著作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。当然，历史意见的获得费时费力，要从海量的名臣奏议、文书甚至碑石中探寻，而当下很多人做历史研究则仅借助于史书，人云亦云，无法产生属于自己的史识。
3、中国之将来，如何把社会、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，使人才能自由发展，这是最关紧要的。中国的传统制度不是人治太多，而是法治太重，什么事情都要待集体商量后才能实施。中国自秦统一六国以来，就是人口众多、疆土广阔的超级大国，若不实行法治，政令不能有效流转，国家就很容易出乱子。西方的雅典、罗马建立之时只是个人口几万的城市，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，自然就形成人人有权的“民主”政治。但也正是中国传统法治观念太强，国家有法、家庭有规，中国人在各个领域都收到约束，对人才施展才干是很大的束缚。但是，中国足够大，权力也很集中，但极少数人才经历之前规则的层层历练，因缘际会掌握国家大权后，也更容易创造伟绩。在现代中国，简政放权、减少约束是大趋势，加之中国人的集体观念很强，以后施展抱负的机会越来越大。
4、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，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于平等。第一句话好理解，自汉唐宋到明清，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，政府官僚的权力越来越小；中央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，地方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小。然而，这不是种好现象，皇帝犯错、中央犯错的成本太高，地方活力也得不到释放。第二句话则与很多人的认知相反。秦始皇推翻封建社会，建立秦嬴一家独掌天下的大统一王朝，连嬴姓子孙也没有尺寸之地。然而进入汉代，先是天下各诸侯王分割汉室，然后刘姓王与中央争衡，汉武帝彻底削藩后，汉晋唐又形成门阀士族，延续近千年。自宋以下，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平铺的社会，贵族早已废除，官吏不能世袭，政权普遍对社会公开。加之中国政治传统注重节制资本，工商业被人看不起，大地主、大商人无法形成气候，让政府始终高高在上，而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平等。